读房向东《嵇康为何而死》一文（见《中华读书报》1998年6月17日11版），颇有一点不以为然。房文认为，“在中国人的心目中，像嵇康以及屈原这样‘世人皆醉我独醒’的忧国忧民者的形象，向来是崇高的。”我不知道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的嵇康，什么时候竟变成了与屈原同列的“忧国忧民”者？从嵇康留下来的诗文中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理想人生乃是“托好老庄，贱物贵身，志在守朴，养素全真。”（《幽愤诗》）他从根本上反对入仕参政，反对荣名与富贵，认为“荣名秽人身，高位多灾患。未若捐外累，肆志养浩然。”（《与阮德如》）他从根本上反对政争，说“权智相倾夺，名位不可居。”（《答二郭诗》）他的《卜疑》、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，更是其崇尚自然之人生理想的集中表述。嵇康的哥哥嵇喜为之作传，说他“超然独达，遂放世事，纵意于尘埃之表”；他的好友向秀也说，“嵇志远而疏”。这都表明着嵇康摆脱世俗系累和礼法约束的人生态度。从嵇康的诗文和他最亲近的人对他的评论中，我们都找不到嵇康涉足政事或卷入当时政争的思想依据。
嵇康之被杀，起因于牵连吕安一案。但究竟因为什么罪名被杀，史料和后人的评论都存在着矛盾与歧异。刘跃进先生在《中古文学文献学》中把历代关于此一问题的种种看法，概括为三种观点。今就此三说略加申述，以与房先生商榷。
第一种观点，“嵇康娶了曹操儿子曹林的女儿长乐亭主为妻（一说是曹林的孙女），属于曹党，故为司马氏所不容。”（刘著第147页）这一说法最早源自《世说新语》：“毋丘俭反，康有力，且欲起兵应之。”毋丘俭起兵反叛，时在正元二年（255年），而嵇康被杀乃是景元四年（263年）的事，其间相距八年。裴松之注《三国志》，早已指出此说之荒唐不可信。罗宗强先生《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》一书详征史实，进一步论证了此说之不能成立。由此说引申出的，就是所谓嵇康因婚于曹氏、政治上属于曹党而被杀。详察历史，凡是当时因卷入曹氏与司马氏政争而被杀者，正史中均有明载，如何晏、夏侯玄即是；而史书并无对嵇康的此种记载。更重要的，景元初年，曹操的孙子如彭城王曹据、中山恭王曹孚、陈留恭王曹澳、常山真定王曹嘉等，都不仅未被杀害，还增加了封邑。司马氏不杀害曹氏后裔，反而去杀害一个并无实力的曹家女婿，于情理不合。因此，响应毋丘俭起兵说，以及由此而引出的因嵇康是曹氏姻亲而被杀说，都是没有根据的。
第二种观点，“嵇康之被杀，是因为《吕安与嵇生书》中有‘李叟入秦，及关而叹’诸语，致使吕安下狱，嵇康受牵连而被杀。”（刘著第149页）这一说法，实际是说《吕安与嵇生书》中吕安有澄清天下之大志，嵇康因此受到连累。关于《吕安与嵇生书》之作者，唐人李善注《文选》，已指出向有不同看法。嵇康之子嵇绍早已言明，此实为赵至（景真）与稽茂齐书（见公孙罗《文选钞》引《嵇绍集》）。近人余嘉锡与戴明扬先生虽曾力辩此书为吕安与嵇康者，但他们的论证并未提供确凿证据，只是一种推理，而这种推理的基础，是站在了儒家的立场上，把嵇康当作治世平天下的儒士，从根本上误会了嵇康的人生态度。唐人陆善经、明人梅鼎祚、清人何焯、陈景云、俞正燮以及近人黄季刚先生等诸多学者，都指出过这封信中许多不合嵇、吕情事之处，足证它并非吕安所作，与嵇康并无关系。其实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理由他们尚未言及，那就是，如果嵇康因此信而被定罪，则嵇绍否认此信与嵇康有关，便无异于为其父翻案。这无论从当时的环境还是从嵇绍的为人说，都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嵇康虽为司马氏所杀，而嵇绍则是司马氏之忠臣，后来曾为救晋惠帝而“血溅御衣”。
第三种观点，“嵇康作了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而被杀。”（刘著第148页）这一说法的实质，是指嵇康“非汤武而薄周孔”，倡导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。起因于吕安案的牵连，而实因于他的这一生活态度为当时以名教伪饰的朝廷所不容而被杀。这是可能性更大的一种看法。虽有论者认为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“纯是戏笔”，是一种俳谐体，不能认真对待。但是如果考察嵇康的为人，就可以明白徘谐说不能成立。嵇康的另一篇文章《卜疑》，与此绝交书所表述的人生理想完全相同，足证都是他对出处去就深思熟虑之后的看法，非徘谐所能解释。而且从嵇康的诗文和关于他的所有史料，我们都找不出他有俳谐的个性。他是一个认真生活的人。
罗宗强先生在他的《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》中，对嵇康的死作了认真的分析。他认为嵇康“非汤武而薄周孔”、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，与当时以名教伪饰的司马氏朝廷正相对立。嵇康“并非以反对司马氏之行动而被杀，但司马氏之杀嵇康，却实在包含有打击名士们的对立情绪、给予警告的意味。从思想上说，嵇康的被杀是‘非汤武而薄周孔’、‘越名教而任自然’的言行为名教所不容；从政治上说，他却是不知不觉代表着当时名士们对于司马氏势力的不满情绪，他的被杀是司马氏在权力争夺中的需要，借一个有甚大声望的名士的生命，以弹压名士们的不臣服的桀骜。”（第126页）关于这一点，钱钟书先生也有谈及：“嵇、阮皆号狂土，然阮乃避世之狂，所以免祸；嵇则忤世之狂，故以招祸。……忤世之狂则狂猖、狂傲，称心而言，率性而行，如梵志之翻着袜然，宁刺人眼，且适己脚。既‘直性狭中，多所不堪’，而又‘有好尽之累’，‘不喜俗人’，‘刚肠疾恶，轻肆直言，遇事便发’、安望世之能见容而人之不相仇乎？”（《管锥编》第1088一1089页）
根据以上申述，说嵇康乃是因为“非汤武而薄周孔”、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、言行忤世而被杀，看来并非毫无根据。王蒙先生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，引发出对历史和人生的感慨，有何不可？历史研究，可以解释历史，也可以评论历史，从而引发对现实人生的思考。对历史现象发表不同的见解和看法，是容许的，尤其是在史料和评价都存在分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。魏晋这段历史，不少事件和人物史料不惟匮乏，且正史与小说家言混杂不清，龃龋难辨，更应允许有不同的观点存在。研究者应当严肃认真地考辨史料，分析问题。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，一知半解而又认为只有自己正确，别人错误，这是不好的。房文说王蒙先生“对嵇康之死缺乏历史常识的胡扯”，恐怕就说得过于武断。我以为，对学术问题的讨论，应该更富于学术色彩才好；学术批评文章，应该鲜明、尖锐，但应更富学理色彩，更少浮躁言辞。这似乎就涉及到学风问题了。
附带说一句，房先生文章中说嵇康的案件是钟会审理的，不知有何确证？
